卡巴拉和共濟會在全球猶太復國主義興起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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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神秘面紗:卡巴拉、共濟會及其對全球猶太復國主義的影響

對神秘主義的需求是不可否認的。由於人類無法依靠智力和五官來掌握真理,因為認知總是充滿謬誤,他需要另一個工具來理解真理。這種工具就是神秘主義。

世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神秘主義。其中,卡巴拉被認為是猶太神秘主義的代表,它與其他類型的神秘主義有著許多共同之處。有些人認為這些共通之處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卡巴拉受到了其他宗教的影響。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卡巴拉與其他神秘主義的共通性背後隱藏著一個真相,本文將對此進行探討。

卡巴拉為共濟會等組織的出現鋪平了道路。共濟會的反宗教信仰引發了不同宗教團體的強烈反應,他們認為共濟會是一個撒旦教運動。

卡巴拉和共濟會之間的聯繫顯而易見,它們都致力於將上帝和宗教從人類生活中移除。事實上,卡巴拉和共濟會被視為撒旦的工具,正是它們造就了當今的世俗世界。

卡巴拉學者和共濟會成員的合作導致了全球猶太復國主義的建立,這是一個冷酷無情的體系,在犯下任何罪行時都毫不猶豫。

卡巴拉作為實現撒旦目標的工具

或許,卡巴拉和共濟會之所以引人注目,吸引人們加入這些組織,正是因為它們的神秘性、古老淵源以及基於看似合理的規則和教義而進行的奇異儀式。然而,事實是,卡巴拉作為猶太神秘主義,自13世紀左右開始興起。透過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物,卡巴拉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尤其是在猶太人關注的領域,對各種有影響力的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卡巴拉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更連貫和有組織的組織。猶太人透過建立共濟會會所,追求其控制人們思想和全球政治的重要目標[1]。他們的努力最終促成了1897年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成立。除了用於實現猶太復國主義目標的政治意識形態之外,卡巴拉和共濟會也扮演著更為基礎的角色。事實上,它們共同構成了撒旦建構新世界秩序和全球統治的藍圖。

最有力證據證明全球錫安主義是實現撒旦目標的工具,在於其與企圖將上帝——這位絕對完美的存在——從人類生活中剔除的計劃完全契合。因此,它透過誤導人類方向,鋪設了人類墮落之路,使其陷入永恆的痛苦,並永遠無法達成上帝為其設定的崇高目標。事實上,它藉由使人沉溺於世俗事務、娛樂、情慾與獸性慾望,掌控其心智,將人類淪為撒旦的奴僕。 

為什麼猶太教是融入卡巴拉的最佳框架?

  1. 為什麼猶太教是撒旦實現目標的合適土壤?
  2. 卡巴拉、共濟會和全球猶太復國主義有何關係?
  3. 這些邪教和組織在實現全球猶太復國主義的撒旦計畫中扮演什麼角色?

事實上,由於猶太人背離了摩西的教誨,並試圖建立一個與上帝賦予他們的使命相悖的世界政府,他們便成了撒旦實現其計劃的理想人選。他們熱衷於世俗之事和財富積累,自視甚高、以自我為中心,抱持著部落主義和種族主義,沉迷於巫術和魔法,追隨巫師和暴君,不服從先知和上帝的朋友,曲解上帝的誡命,殺害先知,渴望統治世界,認為上帝並非掌控一切,這些都與撒旦的慾望不謀而合。因此,這些特徵使猶太人淪為撒旦實現其計劃的工具。

什麼是卡巴拉?

卡巴拉被信徒視為拉比的秘密知識[2]和《妥拉》的深奧教義,聲稱能夠揭示存在的奧秘,並觸及上帝、創造和人類靈魂更深層次的層面[3]。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卡巴拉允許其信徒使用巫術、神秘學、字母、數字和數學。此外,在某些卡巴拉分支中,驅魔和附身也是被允許的。事實上,希伯來語是少數幾種數字不獨立存在的語言之一,有時需要用字母來表示數字。因此,卡巴拉學者試圖透過將文字轉化為數字來發現和提取《妥拉》中隱藏的含義[4]

熟悉卡巴拉的人可以透過拆解單字的字母並找出它們的數值對應物來提取單字的不同含義。因此,卡巴拉在實踐層面上類似於巫術。它利用上帝的名字、字母的數值對應、首字母和縮寫來支配世界[5]。事實上,卡巴拉是一個思想流派,它與占星術、占卜術、手相術、書信寫作和召喚靈魂等多種魔法科學相關[6]

這個邪教將撒旦式的寫實主義與追求真理相違背。它試圖藉助神職人員和神秘主義的力量,將無形之物變得有形,將不可見之物變得可見。卡巴拉利用政治權力與欺騙結合的方式,作為實現其目標的驅動力。

卡巴拉,從理論層面而言,旨在理解上帝的世界;從神秘層面而言,旨在尋求與上帝神秘合一之道。而就巫術和實踐層面而言,卡巴拉則致力於改變這個世界。這點在《佐哈爾》的教義中可見一斑,《佐哈爾》是卡巴拉最著名的經典之一。

卡巴拉的特徵和影響

儘管卡巴拉聲稱其教義源自《妥拉》,並自詡為猶太神秘主義,但其概念與《妥拉》的某些概念有根本差異。事實上,與《妥拉》不同,卡巴拉相信輪迴[7],尤其相信猶太人會祝福其他民族的靈魂,認可善惡並存的合法性,並相信舍金娜(Shekhinah是神聖的女性力量[8]

卡巴拉承認上帝的統一性,稱之為「無限」(Ein Sof [9],但其邏輯中存在一種二元性,這種二元性並不能導向統一。卡巴拉中賦予上帝或「無限」的特徵,被稱為「質點」( Sefirot[10],基於十個概念:王冠Keter)、智慧(Hokhmah)、理智(Binah)、慈悲(Hesed)、審判(Gevurah)、美麗(Tiferet)、永恆(Netsah)、威嚴(3a王國)。這些概念,也稱為生命之樹[11],其原則中存在著無法消除的二元性,也無法導向統一。因此,它們與猶太教作為一神論亞伯拉罕宗教之一的教義基礎相悖。

事實上,猶太教以半人半獸的圖像來展現其生命之樹的知識或十個質點(Sefirot)。這個形象與撒旦教使用的符號巴風特(Baphomet完全一致。近幾十年來興起的現代撒旦教,其運作機制很大程度上源自於卡巴拉的理論基礎。此外,當代撒旦教的性行為也藉鑒了幾個世紀前卡巴拉中存在的極端性行為。

在卡巴拉興起之前,猶太神秘主義領域思想的巔峰之作是兩部著作:《創造之書》(Sefer Yetzirah )和《明晰之書》(Sefer Bahir[12]。這兩部著作是作者試圖將猶太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融入伊斯蘭神秘主義概念的成果。事實上,卡巴拉透過將其概念融入其他宗教或神秘主義,試圖與它們建立共通之處。透過這種方式,卡巴拉為未來對這些宗教或神秘主義產生更大的影響奠定了基礎。因此,透過使用諸如光明、顯化和靈性之旅等概念,卡巴拉逐漸接近伊斯蘭神秘主義。此外,它也受到佛教和瑣羅亞斯德教的影響,承認邪惡的真實存在。卡巴拉也與老子和黑格爾的哲學思想相契合。

卡巴拉試圖透過與《妥拉》和《塔木德》的教義相契合,或聲稱自身與古埃及存在聯繫來擴大其影響力。然而,這一教派復興的頂峰出現在13世紀初阿拉貢國王海梅一世統治時期。海梅一世[13]是十字軍東徵的領袖之一,他與富有的猶太人關係密切,這些猶太人在其入侵伊斯蘭土地的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西班牙首席拉比納赫曼尼德斯[14]與西班牙猶太人領袖梅爾··托德羅斯·哈列維·阿布拉菲亞,受到盲人以撒[15]無限概念的創始人)教義的啟發,在赫羅納[16]建立了第一個猶太神秘主義中心。該中心在卡巴拉書籍的製作和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傳播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卡巴拉學者並未止步於此。他們透過各種手段傳播卡巴拉。在鄂圖曼帝國境內,包括巴格達、伊斯坦堡和被佔領的巴勒斯坦地區,卡巴拉信徒假裝皈依伊斯蘭教,以傳播他們的信仰。此外,一些猶太人移居南歐,假裝皈依天主教;還有一些猶太人遷徙到東歐、波羅的海沿岸和白海沿岸,遠至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在那裡他們假裝皈依東正教,以此來傳播卡巴拉。

隨著《佐哈爾》[17]13世紀末成書,卡巴拉及其神秘概念逐漸發展成一套結構化的思想與實踐體系[18]。事實上,卡巴拉除了作為猶太神秘主義的神秘角色之外,還在十字軍東徵期間及之後發揮了政治意識形態的作用,以鼓勵基督徒並引導他們前往巴勒斯坦。這本書充滿了預言猶太人命運和神聖使命的神秘概念。根據書中[19]的預言(書中歸於公元2世紀的西蒙··約海[20]),猶太人正處於過渡時期,彌賽亞時代即將開始。這些預言指出,摩西將首先出現,為兩位彌賽亞——約瑟之子彌賽亞和大衛之子彌賽亞[21]的到來鋪平道路。從卡巴拉學者的角度來看,約瑟之子彌賽亞就是耶穌(願主賜他平安),大衛之子彌賽亞就是猶太人所期盼的彌賽亞[22]。因此,卡巴拉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有可能將基督徒和猶太人團結起來,共同追求其目標的道路。

卡巴拉與共濟會的關係

卡巴拉神秘學派在復興和推廣基督教理念以及十字軍東徵及其後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到14世紀,卡巴拉的信仰不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社區傳播開來,也滲透到基督教的知識中心和政治組織中[23]。卡巴拉原則和思想的盛行為17世紀各種教派、協會和會所(例如共濟會)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這些組織又為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建立提供了基礎。

有人認為共濟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亨利三世時期,當時共濟會專門的行會成立[24]。共濟會成員試圖保守其職業行會的秘密。他們透過只有彼此才知道的符號和暗號在世界各地相互識別。另一些人則認為共濟會會所的建立與聖殿騎士團有關,後者在十字軍東徵期間積累了財富和權力[25];事實上,共濟會最初只是一個擁有自身規章制度的普通行會。文藝復興之後,在17世紀初,共濟會發生了轉變,並採納了宗教立場。它將人類的理性置於神聖啟示和宗教推理之上,捍衛唯物論[26][27]。因此,這種思維方式要麼導致否認上帝的存在,要麼將上帝貶低到與人類理性同等的地位。共濟會的起源與十字軍東徵的最後階段和卡巴拉教的興起相吻合;正是在這段時期,阿拉貢國王詹姆斯一世的有影響力的廷臣在赫羅納城建立了第一個卡巴拉中心。

共濟會的結構

事實上,共濟會和猶太教一樣,都是多層次的組織結構,其成員雖然缺乏直接溝通,卻彼此共存。共濟會的結構由多種要素構成。雖然它最初是一個僅限石匠加入的行會,但現在該組織也接納沒有任何建築或石匠背景的人成為會員。

第一個要素是層級性的,也稱為度[28]

a.學徒或學習者度

b.技工或同儕

c.共濟會大師

當然,在某些社團中,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例如,蘇格蘭總會按等級劃分其成員。該總會共有近33個等級[29],有時等級數量甚至可達數千個[30]。三角形、圓規、尺、剪刀、電梯、五角星以及數字357等符號也被用作該組織探索光明的象徵和工具[31][32]。事實上,共濟會社團由750名成員組成,他們在某個較大社團的監督和影響下組成聯盟。共濟會成員視先知所羅門為堅定的建造者[33],並將他的聖殿視為所有共濟會成員渴望達到的完美象徵。因此,所羅門聖殿與共濟會符號之間存在著許多共通之處。

該組織的第二個要素被認為是信仰自由、平等和人道;由於共濟會適應其歷史和地理環境以及其文明,與此要素相反,許多協會和分會變得種族主義。

第三個要素被認為是神聖要素。它指的是對造物主的信仰,無需任何啟示;這反映了法國等國共濟會的世俗結構和人文主義哲學。

事實上,共濟會的宗旨是使信徒擺脫過時的思想、習俗和傳統,從而透過儀式和象徵獲得啟蒙。因此,在共濟會各機構的聲明中,有一些表述表明該組織試圖對抗神權宗教,宣揚無神論和不道德行為,並統治世界[34]。例如:

「共濟會是唯一一個激烈反對宗教及其儀式和傳統的政黨不要忘記,我們是宗教的真正敵人」[35]

「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以否認上帝為基礎的政府」[36]

「不久之後,宗教將被共濟會取代。」

因此,最初僅被視為宗教團體的共濟會,逐漸演變成一個不僅試圖將上帝從其成員的生活中剔除,而且認為上帝的存在與其撒旦式目標相衝突的組織。所以,它的目標是將宗教和對無形世界的信仰從人類生活中徹底清除。共濟會堅持這一信念,以至於根據1897年法國共濟會會議的討論,缺乏宗教信仰以及將共濟會規章置於國家利益之上,被視為加入該組織的條件[37]。此外,根據共濟會的教義,情慾被用來消除宗教的神聖性。

「人類天生就對禁忌之事和慾望充滿嚮往。因此,我們的目的就是加劇他們的慾望,使他們沉溺其中,摒棄一切神聖之物。」

事實上,共濟會從不同的社會階層中選拔成員。然而,由於它以貴族為先,只有國王和精英才能在其等級結構中位居金字塔頂端。它也以物質理性為基礎運作。因此,它吸引了許多遠離宗教、傾向世俗主義的人。這些人中包括一些世俗猶太人,雖然注意到卡巴拉和共濟會之間存在著一些共同的符號和標誌,但認為共濟會更符合他們自身的世俗價值觀。因此,考慮到卡巴拉和共濟會的目標與扭曲的猶太教之間的聯繫,共濟會成為了服務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理想平台。

共濟會、猶太教和猶太復國主義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共濟會和猶太教在像徵意義和目標上的相似之處如此之多,以至於很難否認它們之間存在某種聯繫。

對此,著名東方學家萊因哈特·杜齊指出:「共濟會是一個涵蓋多種不同宗教的組織,其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重建聖殿,因為聖殿象徵著以色列國。」耶路撒冷委員會根據共濟會重建聖殿的請求所發布的信函也證實了這一點[38]。此外,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為重建所羅門聖殿而在阿克薩清真寺下方進行的挖掘工作也進一步佐證了這一點。

為了佐證共濟會與猶太復國主義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引用亞歷山大最大共濟會分會會長艾哈邁德·阿爾瓦什的一段話。他說:「我沒有實現我被承諾的明確目標。然而,一個真理對我來說變得清晰:共濟會和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個整體,它們彼此互補。」

共濟會與猶太教之間根植於被曲解的《妥拉》的聯繫,在共濟會的儀式、場合、禮節和思想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此外,用希伯來文書寫的石板、令人聯想到所羅門聖殿的符號,以及源自《妥拉》的誡命和模式,都顯示共濟會與猶太教有著共同的淵源。

著名猶太拉比艾薩克·懷斯(Isaac Wise)1965430日在以色列的一份英文雜誌上表示:「共濟會是一個猶太機構,其歷史、等級、職責、口令和解釋從頭到尾都是猶太的,只有一級和義務中的一些詞語例外」[39]

此外,卡巴拉、共濟會和世俗猶太教(即全球猶太復國主義)之間存在著共同點。所有這些團體都在系統性地欺騙公眾,制定法律和規則以統治世界,將上帝和宗教從人們的生活中移除,使宗教與政治分離,並重建所羅門聖殿。這些努力很容易從這些教派人物的言論、與卡巴拉和共濟會相關的法規,或全球猶太復國主義的規則中看出。雖然這些努力最初可能看起來像是為了實現猶太人的願望,但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它們實際上是撒旦構建新世界秩序、統治世界並將上帝從人類生活中移除的計劃的一部分。1展示了卡巴拉和共濟會在建立新世界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

             

1.卡巴拉和共濟會在建立新世界秩序中的作用

結論

卡巴拉和共濟會代表著兩種交織的思想脈絡,它們對全球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者的共同特徵和目標揭示了一種超越單純宗教或文化歸屬的複雜關係。透過考察這些運動的歷史演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們在塑造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和實踐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卡巴拉的神秘教義和共濟會的世俗原則相結合,建構了一個強大的框架,用於追求那些往往與更廣泛的撒旦主義目標相契合的野心。

這項研究的意義遠不止於歷史分析,因為卡巴拉和共濟會的持續影響仍在當代社會中顯現。他們試圖操縱公眾認知、將宗教與政治分離,並重建所羅門聖殿,這些都凸顯了他們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持續動力。當我們應對現代地緣政治的複雜性時,理解卡巴拉和共濟會的角色對於解讀塑造當今世界的深層動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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